如果说春天给予杜甫的是一种独自观照花花世界的精神享受，那么夏季则带来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的雅趣与清欢。

760年夏初，草堂部分落成，是诗人生活转变的标志。在长期流亡后有了居住，诗人的烦闷抑郁大大减轻了，心境由忧转闲，闲中也略蕴清愁。

浣花溪草堂所在区域，是竹木荫蔽的林盘。诗人的川西林盘生活，水陆草木繁盛，四季花期更换轮替，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，春天写了，夏天接着写。

草堂的环境特点主要是一个“幽”字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杜甫草堂诗中多次写到“清幽”之“幽”。而这“幽”的特点，进入夏季更为突出。可以说，在这种自然环境、人居环境下，杜甫也感染了成都人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不慌不忙、闲散安逸的生活态度。安逸，是成都自带的气质，足以感染每一个“蓉漂”。

历代封建王朝皆以江渎神作为川神的象征加以祭拜，以祈求天下江河安流，民阜物丰。 五代前蜀时，王建永平四年十二月，改元通正，时大霖雨，祷于奇相之祠。《广雅·释天》云： “江神谓之奇相。”奇相祠即为江渎庙。

到宋代，对江渎神的信仰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重视。宋乾德三年平蜀，乾德六年（即开始宝元年，968年）“诏举唐祀典，以立夏日祭江渎于益州”。庆历五年（1045）春，知州文彦博在立夏祭江渎神，祈祷降雨，后来又多次到江渎庙。

文彦博在江渎庙建“设厅”，用来夏日聚会避暑。庙前临清池，有岛屿竹木之胜，红蕖夏发，水碧四照。末伏日，设厅早宴罢，泛舟池中，复出，就厅晚宴。观者临池张饮，尽日为乐。

宋制，立春日祀淮渎；立夏日祀江渎；立秋日祀河渎；立冬日祀济渎。随着经济重心南移，经济最繁荣的四川与东南地区联系日益密切，使长江水上活动空前频繁，江渎地位日益增重。

南宋时，范成大于宋孝宗淳熙三年(1176年)重修江渎庙，淳熙四年完工，他请陆游撰写了《成都府江渎庙碑》文。陆游还留有《江渎池纳凉》诗：“雨过荒地藻荇香，明月如水浸胡床。天公作意怜羁客，乞与今年一夏凉。”

以前，在村口或台门里挂起一杆大木秤，秤钩悬一根凳子，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面秤人。司秤人一面打秤花，一面讲着吉利话。用彩线编织蛋套，挂在孩子胸前，或挂在帐子上。

古诗云：“立夏秤人轻重数，秤悬梁上笑喧闺。”立夏之日的“秤人”习俗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，传说跟蜀汉后主刘禅有关。

据说，孟获被七擒七纵后，诚心诚意地归顺。后来，诸葛亮在临终前嘱托孟获每年要看望蜀主一次，当时正好是立夏。蜀汉灭亡后，篡魏的司马昭将刘禅安置到洛阳。孟获不忘诸葛亮的嘱托，每年立夏都去看望刘禅，每次都把他放在秤上称一称重量，验证他有没有被亏待。因此，每年立夏这天，司马家的人就用糯米加豌豆煮成糯米饭请刘禅吃，让他每年立夏都比上年重一点，日子也就过得清静安乐，福寿双全。

虽然这个传说与史实不符，但是，却真实地反映了普通民众心目中的理想世界：清静安乐，福寿双全。

实际上，古时以壮实为美，夏季天气炎热，影响食欲，容易掉膘。一些有条件的人家，为了保持身体健康，防止体重变化过大，会在立夏这天称重，等到立秋后再称一次，再通过进补将丢失的体重补回去。